600余年窑火何以影响世界 ——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遗址寻踪

袁慧晶

　　

图为在高岭山上拍摄的古代淘洗池遗址。　新华社 袁慧晶摄

 

　　青花瓷制的路灯、内嵌瓷片的道路、街边随处可见的陶瓷店铺……在景德镇，目之所及皆是瓷，游人往来皆为瓷，这是肉眼可见的瓷业文明。而在山川、江河、路面之下，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十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两千多年冶陶史、一千多年官窑史、六百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唯有考古方可探源。

 

　　入选“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正被揭秘。6家考古单位、14个遗址点、227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诸多新发现涵盖原料燃料产区、道路交通网络等领域，首次从产业链视角揭示这一古代制瓷中心的完整文明密码，解读600余年窑火何以影响世界。

 

　　瓷骨山河

 

　　距离市区约50公里的浮梁县高岭山，花岗岩风化形成的高岭土资源丰富，面积近10平方公里。一条长约7公里的古道蜿蜒其中，没有古道的地方一脚踩下去可能就有沉陷感，沿途还能看到大小不一、内壁用砾石砌筑的长方形土坑。

 

　　“这些土坑就是古代矿工加工高岭土留下的淘洗池，整座高岭山都被当年矿采的尾砂覆盖了。”浮梁瑶里瓷业原料产区发掘点负责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兆云说，当年，矿工们沿着古道，将淘洗完的原料挑运至山下码头，再转往各家瓷窑。而这种土也因山得名，贡献了世界制瓷业通用白色陶土的英文名“kaolin”。

 

　　清代《陶冶图说》绘有“采石制泥”的景象，但具体怎么采石并不清楚。李兆云说，一些遗迹表明，高岭土的选矿加工模式是先洞探再露天坑采，具有不同地点轮换作业的生产特点。综合地层中的尾砂堆积较厚、有灶台等生活遗迹分析，该区域高岭瓷土开采在清代已成规模，并形成了产业集群。

 

　　一块写着“白土”字样的试料块成为高岭山矿采与镇区瓷业生产紧密相连的物证。“镇区考古也出土过此类试料块。”李兆云推测，这是矿主给买家选货用的样品，属于早期的商业广告行为。

 

　　瓷是土、火、水的艺术。润白质坚的高岭土为瓷业生产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料，周边山林盛产的松柴则为千年窑火提供了廉价燃料。

 

　　“之前学界对于窑柴的认知多来自于村庄碑刻、家谱以及地方口述资料，缺少考古实证。”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说，通过对窑柴产区建溪流域的考古发掘和实地调查发现，浮梁林区百万担松柴经过建溪水运体系直抵镇区窑场，首次揭示了建溪流域的窑柴产运体系。

 

　　该流域两处码头发现的道路、房址等建筑遗迹，展示了码头作为交通枢纽的综合功能和对村庄的辐射带动作用。恰如清代康熙《饶州府志》所记载，当地“倚舟楫柴土之利自给，无素封之家，亦无流离之苦”。

 

　　这是景德镇地区首次对原料产区、燃料产区进行的科学考古工作。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翁彦俊看来，2024年度联合考古发掘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此——主动寻找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价值，“不再着眼于单一窑址、出土器物，而是聚焦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地下瓷肌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条巷、一百零八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因瓷而生。独特的城市面貌、街巷肌理如何形成？城市考古成为突破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说，城墙、道路、重要建筑，是城市考古的重要方向。古代景德镇虽不是政治城市和军事要地，但其沿河建窑，因窑成市，进而形成便于商业运输的道路交通网络。

 

　　“寻找古代路网是主要发掘目的。我们在刘家下弄的现代道路下找到了两条向西延伸的古代道路，这是景德镇古代路网的重要构成。”王睿表示，综合遗迹、出土物分析，景德镇自明清以来逐步形成了制瓷手工业城镇格局，或有了生产、生活和商贸的功能分区。

 

　　刘家下弄一条2米多高的下水道的发现，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颇为惊喜。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遗迹和出土物推测，这条下水道形成于清代中期以前，在清代晚期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修缮后的第二期遗迹为砖砌券顶式结构，到近现代仍在城市运行中发挥作用。

 

　　“给排水工程是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既可改善城市排水状况，也会对沿线街区格局和用地产生影响。”秦大树说，明末到清早期，景德镇从单纯的制瓷手工业中心向集制作、贸易于一体的手工业城镇转变。“2米多的高度以及下水道的沿用，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与较高的工程水平。这一成熟的市政工程为该区域的原料存储、商贸往来提供了保障，也是景德镇发展成手工业城镇的重要见证。”

 

　　在考古工作者眼中，这座城市的地下肌理就是一部立体的陶瓷史诗。王睿说，与其他城市遗址不同，刘家下弄用于修葺排水沟的砖大多为残砖，砖色有红、青、褐等色，多烧融或变形，推测为窑业生产的伴出废弃物在镇区建筑中的再次利用。

 

　　詹家下弄的先民们将大量瓷业废品用于填平自然地势的高低落差，再通过踩踏，形成了该区域内最早的城区里弄道路。这些瓷业废品中带有“康熙”“宣德”“成化”等款识，为道路遗址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出土的“余庆堂仿古制”“奇石宝鼎之珍”等斋号、雅玩款识瓷片，实证景德镇“官民竞市”的产业生态。

 

　　丝路瓷行

 

　　制瓷业的发展也深深塑造了景德镇地区的文化信仰。

 

　　天后宫遗址点隐于珠山区的现当代建筑之间，通过考古揭露出明代至近现代多期建筑遗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瓷标本，为探讨其兴废提供了重要材料。

 

　　景德镇并非沿海地区，为何出现了象征海洋文化的天后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丁雨说，过去认为天后宫遗址始建于康熙，而发掘证明其建设历史可以前推到明万历时期，恰好与隆庆开海及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兴起相吻合，“这也是新航路开通后，福建商人来到景德镇参与瓷器全球贸易活动的实证”。

 

　　丁雨负责的另一处清真寺遗址点，也是景德镇通过陶瓷产品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地。阿拉伯幻方瓷、藩王用器、官搭民烧瓷器等丰富出土物，表明这里从南宋晚期以来一直进行瓷业生产，产品流向多地，消费人群广泛。“将这种高等级瓷业作坊改建成清真寺，是宗教和生产博弈的结果，也是行帮势力壮大的表现。”秦大树认为。

 

　　这些早期“景漂”留下的印记，共同见证了“千年瓷都”的全球化底色，也体现了这座手工业城市独有的精神特质——开放且包容。

 

　　“在这次考古中，我们把景德镇视为一个数百年间因瓷业而兴起的中心聚落进行思考，关注这一聚落因瓷业生产造成的分工和人群、信仰的差异。”王光尧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景德镇正是因包容而发展成为瓷都，其生产技术和产品也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并引领时代。

 

　　14个发掘点如今多已恢复原貌，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考古拼图工作只是开始。

 

　　昌江畔落日余晖，蛰伏在温润泥土中未及清理的古瓷片，呈现一抹抹莹润光泽，与江面斜阳相映成趣，给人们留下了关于瓷与城的遐想。景德镇的瓷“引力”仍在吸引着四海来客，也为瓷文明在这里续写埋下伏笔。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