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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讼之道：探寻矛盾化解的东方智慧与现代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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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研讨会现场。杨晋峰 摄

 

调解息讼这一独特的法律智慧，是中国古代以德辅政、明刑弼教思想在司法上的具体化，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更是现代法治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2月22日，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为主题的2025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研讨会在法制日报社举办，研讨会由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息讼法治文化专项基金）主办，法制日报社作为媒体支持，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北京息讼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承办。

法制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孙志勇在致辞中表示，在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价值愈发凸显。它所蕴含的以人为本、明德慎罚、诚信友善等理念，与现代法治精神高度契合。

人民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在书面致辞中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法治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调解息讼这一独特的法律智慧，是中国古代以德辅政、明刑弼教思想在司法上的具体化，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更是现代法治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在当今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息讼实践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一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息讼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统调解在现代法律实践中的应用，积极探索息讼的有效路径，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科技赋能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北京样板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祁治国在《科技赋能 模型建阵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北京样板》经验分享中，分享了利用科技手段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实现息讼的创新实践情况。

祁治国坦言：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的偶发性、不可控性特征越发明显。通过系统分析近年来发生的重大恶性案件，可以发现其发生并非毫无征兆，当事者大多曾经历过司法程序，但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或正深陷婚姻、家庭、劳务等纠纷，对预期处理结果不满。大多数的社会风险，运用“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数据研判分析，可以被发现、被预警、被预防。

2023年，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因停车位引发的纠纷案件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有人用改锥损坏当事人汽车，从法律上构成刑事犯罪。但北京检察机关并未局限于个案处理，而是展现出前瞻性和系统性思维。他们调取了近3年西城区所有因停车纠纷引发的案件、行政处罚以及12345投诉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研究比对和分析，建立停车治理模型，针对停车位规划不合理、标志不明显等问题，选取牛街和新街口两个街道进行尝试。经过近一年的实践，这两个街道因停车引发的案件数降为0。

祁治国表示：“这一实践成果意义重大，它实现了从被动式解决纠纷到主动式社会治理的转变。以往，纠纷发生后才进行处理，而现在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提前发现潜在问题并加以解决，将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极大地减少了诉讼的发生。”

此外，北京检察机关还构建了“3+N大数据模型矩阵系统”，即“数字枫桥”社会矛盾纠纷预警化解系统，旨在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北京样板。其中，以“枫控智检”信访风险评估模型、“索迹智见”信访事项筛查研判模型和“法脉智鉴”信访数据反向审视模型3个模型为核心，以金融风险防控、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校园内外综合治理、社区综合治理、网络空间治理等N类模型为基础,因“数”而生，由“智”到“治”，系统施治，一体集成，为“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北京检察方案。

通过及时的风险预警和干预，避免了许多潜在纠纷升级为诉讼。

多元解纷 发挥人民法院定分止争职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安凤德以《弘扬息诉文化时代价值，发挥人民法院定分止争职能》为题作经验分享。

安凤德介绍：北京法院系统面临着案件数量多、类型新、疑难复杂程度高以及涉及利益重大等诸多挑战。

近三年，北京法院年均收结案90余万件，案件量逐年增长。2024年，全市法院新收案件97万余件，同比增长10.6%，审结101万余件，同比增长12.4%，法官年人均结案达到380.6件，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发突出。在案件类型上，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如AI作品著作权、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争议；其中不乏疑难复杂案件，如其中涉及国际法、涉外等复杂问题的案件；还有大量涉及国家战略、重大利益的案件，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科技创新等相关案件。

面对这些挑战，北京法院积极探索多元解纷息讼的有效途径，从前端、终端和后端三个维度发力。

在前端，北京法院基于枫桥经验，创造了多元调解加速裁的工作机制。通过整合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多种力量，构建多元调解体系，将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安凤德举例称：近年来，因部分企业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公积金，致使大量行政争议涌入法院。东城法院针对该类纠纷特点，主动联合公积金中心等单位成立“公积金诉前调解团队”，指导公积金中心成立调解专班，在公积金中心设立法官工作站和普法驿站，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实现公积金涉诉案件同比大幅下降。

在终端，北京法院注重加强实质性解纷。在庭审过程中，强化裁判的司法说理和判后解答工作。二审案件在没有特殊情况时，一律要求开庭与当事人见面，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将争议焦点与当事人的诉求紧密结合。同时，在裁判文书中积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公正的裁判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如西城区关于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形象保护的判决，不仅维护了英雄烈士的尊严，也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减少了类似纠纷的发生。

在后端，北京法院通过司法建议促进社会治理。针对在审判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例如，去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领导下，北京法院发送了关于金融信用卡纠纷和房地产方面的司法建议。这些建议为相关部门完善政策、加强监管提供了重要参考，使得这两类纠纷大幅下降，从源头上减少了诉讼的产生。

情理法融合 基层人民调解的智慧传承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行政主任毛雪漪长期奋战在基层人民调解战一线，深刻体会到人民调解在息讼中的重要作用，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16年中，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经验方法。

在调解工作中一是注重“情”字，调解员要与当事人建立感情，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例如，在调解一起拖了8年的承揽合同纠纷时，花了一个月时间实地考察，打了70多个电话进行沟通，最终使案件圆满调解结案，赢得双方当事人的满意。

二是注重“德”字，调解员要以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公正正派的职业操守处理矛盾纠纷，提高人民调解的公信力。江西省高安市作为全国汽运大市，汽车运输纠纷和交通纠纷较多，当地调解中心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得到了许多外省当事人的认可。

三是注重“防”字，坚持预防为主，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坚持调防结合方针，变被动调解为主动出击。同时，高安市还建立了联合调解及应急处置机制，在市委政法委统一领导下，整合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明确无缝衔接和部门职责，共同应对各类纠纷，防止矛盾扩大化。

这些息讼实践与北京市正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有龙在题为《东方息讼智慧的现代转型与全球启示》发言中提到的传统息讼理念相契合。古代的息讼强调通过非对抗性手段减少纠纷、化解矛盾，追求“无讼”的社会理想。现代的息讼实践在传承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结合科技发展和社会变化进行创新，从教化息讼、调解息讼到服判息讼，在不同层面和环节上推动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专家们表示，在当前法治建设中，这些实践案例和经验方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科技赋能、多元调解、注重情理法融合等方式，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减少诉讼，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纠纷解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和法律的温度，推动着法治社会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来源：《法治周末》孟伟）

 

发布时间：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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