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瓶茅台酒跨境运输丢失之后 ——最高法民四庭实质化解一起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厘清责任边界、实现案结事了

 

　　2026年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寒风凛冽。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龙飞、法官助理孙雅婷走进会议室，迎面是一面当事人刚寄来的锦旗。锦旗上写着的“春风化雨解民忧司法为民促和谐”，为一件不足30万元的“小案”画上一个充满温度的句点。

 

无法查明的丢失环节与法律适用之争

 

　　这起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源于一批茅台酒的跨国运输。2022年6月，张某花费29.22万元购得20瓶茅台酒，委托长期合作的广州某货代公司通过海上运输运往新加坡，并负责新加坡的进口清关以及清关后派送。然而，收货人始终未能见到这批酒。协商无果后，张某将广州某货代公司诉至广州海事法院，要求赔偿全部货款损失29万余元及利息。

 

　　因为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导致涉案货物灭失的直接原因和运输区段，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及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对于货物的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时的责任进行推定并计算货物灭失的赔偿金额，判令广州某货代公司赔偿张某损失29万余元。广州某货代公司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货物已经在新加坡办理清关手续，推定货物丢失发生在陆运，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最终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

 

　　判决生效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到位部分款项后，因广州某货代公司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法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广州某货代公司申请再审后，案件分配至龙飞手中。

 

　　这批价值不菲的酒，究竟是在运输链条的哪一个环节丢失？根据当时有效的海商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发生于多式联运的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因此，确定货损发生的具体区段，是厘清赔偿责任的关键。

 

　　龙飞向记者解释：对于多式联运来说，如果货物灭失发生在海运区段或者运输区段不能确定，则适用我国海商法。该法为承运人设立了赔偿责任限额。反之，如果损失发生在陆运段，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另行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运输合同的相关规定，赔偿以实际损失为准。

 

　　张某购买货物后，通过国内快递发至广东某货代公司在广东的仓库，再由该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至新加坡。此后，该批货物所属集装箱在办理中国出口报关及新加坡进口清关手续时，仅接受海关例行抽检，均未开箱查验。

 

　　“案子进入再审审查阶段后，我们曾向海关的工作人员咨询。”龙飞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沟通过程，“按工作流程，清关不必然开箱抽检。本案所涉集装箱不一定被查验。”

 

　　赔偿标准亦是审理难点。“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赔偿标准究竟应以托运人申报的货物保价价值为准，还是按照货物实际价值认定，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龙飞进一步补充道。

 

　　海洋经济活动周期长、风险高、资本密集，对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有着更高要求。对于合议庭而言，无论最终裁判结果如何，这一纠纷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利益平衡且双方均能认可的。

 

在细节中寻找共识，以信任化解僵局

 

　　翻阅着一、二审卷宗和再审申请书，龙飞思绪万千。

 

　　如果维持原判，张某拿着一纸胜诉判决，却因广州某货代公司账户空空、法定代表人已被“限高”而难以执行到位；如果改判，货物在新加坡已完成清关手续，是否可以适用当时有效的海商法责任限额的难题依然悬而未决。

 

　　合议庭经过评议和专业法官会议讨论，一致决定以调解的方式化解这一纠纷。

 

　　然而，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多年的纠纷之下，在沟通之初，双方当事人一度陷在怄气与不甘里。

 

　　“这几年货代行业经营比较艰难，本案一审、二审败诉后当事人面临更多困境，比如账户被查封，业务基本停滞，而公司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又进一步影响了业务开拓。”再审申请人的代理人广东祈福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群坦言。

 

　　“从诉讼程序上看，再审是双方当事人最后的司法救济机会。我们必须审慎而为，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帮助他们走出困局。”龙飞态度坚决。

 

　　如何在法律适用的争议与双方的情绪对立中，找到那个既能体现责任划分，又能被实际履行的平衡点？

 

　　深入梳理案情后，办案团队发现了两处重要细节：其一，托运人张某向海关申报货值仅为1.7万余元，与其实际货值29万余元相差悬殊；其二，承运人广州某货代公司在广州仓库接收货物时，共清点入库茅台酒至少18瓶，却未对后续客户仅申报12瓶的情况予以足够关注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托运人低报货值意在降低关税成本，但却客观影响了承运人对货物真实风险与价值的评估，进而影响其收费、注意义务和商业决策。而货代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在内部流程管控和风险防范上也存在一定疏漏。”龙飞在内部讨论时指出。合议庭兼顾双方过错程度与履行能力，初步拟定调解方案：以15万元作为调解基础，托运人张某需要对自身低报货值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广州某货代公司也为自己的疏漏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时广州某货代公司支付赔偿后，由张某向执行法院申请解除“限高”措施。

 

　　沟通在一次又一次的电话中进行。办案团队白天开庭处理其他案件，晚上和周末就投入到这个案子的调解中。“有次在周六晚上和代理人沟通拟定调解方案，电话那头似乎刚从电影院出来，接到我们的座机电话，对方还挺惊讶的。”说起这桩小事，大家都笑了起来。

 

　　分歧逐渐弥合，双方对赔偿数额的预期不断靠拢。然而，还剩最后3万元的时候，僵局出现了。广州某货代公司负责人声音疲惫地说道：“法官，不是我们不想给，第一期5万元，我现在真的凑不齐。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

 

　　话音未落，龙飞脱口而出：“你别急，如果实在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一句话，让电话那端沉默片刻。信任，在这一刻悄然建立。

 

　　双方的代理律师也被法官团队的真挚与诚恳所打动。陈群主动提出减免部分代理费用，张某的代理人、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志联更是说：“作为律师，追求经济效益本是常情，但与案结事了、社会稳定相比，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即便让出代理费，也不算什么。能促成各方和解，给纠纷画上圆满句号，才是最好的结果。”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实质化解纠纷”这一共同目标下，形成了一股合力。

 

“如我在诉”的办案意识与定分止争的社会效果

 

　　历经三个月、数十轮沟通，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尘埃落定：对于原审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广州某货代公司赔付的金额，扣减已实际执行的钱款以及过往双方未结算的金额后，余款为27万余元，鉴于双方均有过错，广州某货代公司分期向张某支付人民币总计13.8万元。张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并在收到全部和解款后，配合向执行法院申请解除对广州某货代公司的执行措施，将广州某货代公司、广州某货代公司法定代表人移出“负面清单”。协议还就付款的具体时间节点作了明确约定，以确保可被履行。

 

　　2025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本案出具民事调解书，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很快，张某的账户收到了和解款的第一笔汇款。

 

　　2026年1月4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一面锦旗和两封感谢信，跨越山海，寄到了承办法官手中。

 

　　郭志联在信中写道：“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恰似久旱逢甘露，从绝望到新生之惊喜。”陈群的感谢信则写道：“法官以高度的专业敏感性和司法责任感，精准理解并把握了案件核心争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实质诉求……让当事人深切感受到法律的公正与温度。”

 

　　在一审、二审均败诉后，是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州某货代公司及其代理人曾反复斟酌。30万元标的额的“小案”，是否值得申请再审？起初他们心里一直在犹豫。

 

　　“我们决定提出再审，相信再审程序能弥补一、二审的疏漏。”陈群说。

 

　　“货物损失的区段判断以及赔偿责任限额认定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对货代行业有重大影响。”龙飞说，“在法律框架内找到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我们愿意也必须做更多工作。”

 

　　用心用情办理具有涉外因素的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既解法结，又解心结，赢得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高度认可，做实为民司法、定分止争，根本上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20瓶茅台酒“不翼而飞”之后，这一场持续三年半的纠纷，最终在司法调解的框架下得以彻底化解。它未能改变货物灭失的事实，却成功修复了濒临破裂的商业信任，也让一家小微企业从困顿中获得了喘息之机。

 

　　据统计，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结案1042件，调撤案件71件，调撤案件数达到2024年的近3倍。茅台酒运输纠纷的彻底化解正是众多调解案例的一个缩影。

 

　　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复杂系统中，完备的合同、诚信的履行是秩序的基石。而当纠纷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司法不仅能裁断胜负，更能成为化解心结、修复关系、实现案结事了的桥梁。这或许正是这起“小案”所承载的关于司法为民初心的“大道理”。（来源：人民法院报 孙陈亦）